去年公視的獨立特派員，有一集在討論重度障礙者自立生活與個人助理的主題。其中，訪問到患有極重度肌萎症的葉建宏就說到，外藉看護就有如阿斯匹靈一樣，唯有透過個人助理的制度，才可以完善的解決。這番言論，當時的我一直無法體會其中的含意與道理。直到近日發生了楊玉欣立委外勞逃跑事件。近幾年我與身邊一些有請外勞朋友的共同經驗發現到…
文化、語言、飲食、水土不服
外勞離鄕背景飄洋過海來到我們家中，無論是氣候、飲食、認知、習慣等等有很大的不同。例如：雙方需要花很長的時間來理解所有的工作內容、外勞本身需要適應台灣的整體環境、多變氣候及飲食習慣。來家裡的第一天，仲介會花大約一個多小時的時間，跟外勞翻譯每天要做的工作。當下看似都沒問題，但仲介一離開，問題就開始一一的浮現。因為我們說的話，他聽不懂了！（到底是真不懂還是故意的？）
我這十多年的經驗中發現，印尼藉的穩定度雖然比其他國家好很多（認真度）。但在個性上，他們比較容易是屬於內斂保守型的。有心事比較容易藏在心中，不愛發問，導致很容易做錯事情；而一遇到身體不適、飲食不合、情緒不佳等狀況，他們容易擺張臉、不吃飯、不說話。我及家人通常都會問你不舒服嗎？不高興嗎？生氣嗎？不想吃嗎？許許多多的問題，他們只會回答：「沒有」。我們會打電話請仲介協助，但仲介通常都無法第一時間處理，特別是假日。通常仲介處理的方式，也是問一問、罵一罵，再與我們解釋外勞怎麼了。有次外勞不吃飯，仲介問完話後就說，因遇到齋戒月，所以他就不吃飯了。但這怎麼可以！照顧一位重障者（我）是需要花費大量體力的工作，身體怎麼會受的了。
（我尊重各宗教信仰，但有時需因工作而調整，有些外勞是無法接受的。）
是誰照顧誰？
我從高中開始有外勞來照顧我，但因長輩們普遍認為，花了大多的資源在照顧我，應該要幫家裡做些事情才比較「划算」，所以我沒有太大的使用權，直到年紀越來越大，家人才漸漸的讓看護以我為主。我真的比較幸運，都可以請到還不錯的看護來照顧我。但人與人每天要互看二十四小時，一看就至少三年。任何人都會有厭倦感！基本上，請外勞是要協助我這位重障者的生活所需。因外勞本身的個性，我需要時常去注意他是否有狀況。時常要看他，有沒有吃飯？吃來說，大多的印尼藉看護是不吃豬肉的。我們家通常也會尊重，特別注意。有時我們一開始以為，若豬肉炒菜，就將肉挑出你吃菜，但他們就會覺得這菜是不能吃的（習慣的差異）。生病了，外勞通常不愛看醫生，想要省錢。他們喜歡用印尼的習慣，讓自己復原。但在長時間的操勞下，加上台灣多變化的氣候，不看醫生要自己康復是有難度的。我能做的只有盡量讓他可以休息。可是外勞休息時，我還是需要人力的協助，這時只能盡力的要求自己自立自強了。
長照的需求與假人權
台灣是個先進的國家，但對需要長期照顧的國民來說，政府始終沒有一套良好的制度。這國家機器就以為引進外勞當看護，就可以解決當前的問題了。這不就跟許多醫生濫用阿斯匹靈是一樣的道理嗎？
我上述只是列舉、整理我與外勞互動的一小部份問題。雖然我請了外勞讓我的生活可以有很大的改善。
但請外勞的錢應該由重障者（家庭）全額負擔嗎？
外勞生病、休假時，重障者該怎麼辦？
外勞不適任、逃跑、犯罪了誰負責？
外勞離境時，重障者由誰來銜接照顧的責任？等等的狀況…這些所有問題的責任全部都回到了，重障者本身及家庭！
大多數重障者家庭的經濟是相對弱勢，而政府又不願讓本國勞工與外藉「看護」的薪資脫勾。以我本身為例：我家家庭所得，每月平均5萬內，支付外勞薪水就要2萬元（其中是外勞本身加仲介費加給政府的費用）、房租2萬，扣完後只剩1萬元是全家可花用的。為了我個人，就必需佔家庭所得的一半（以上）。那外勞生病需要休息時，誰要來協助我？答案是，自己想辦法或回歸家人。在一開始請外勞時，許多有經驗的朋友就教我們說，不要讓外勞拿手機，因你不懂他們在說什麼，所以會衍生出許多不必要的問題。不知承幾何時，我國的勞政系統認為禁用手機、代管銀行帳戶、不給休假、做照顧以外的家事等等，都是違反「人權」的、都是違規的。導致外勞拿了手機，抓到機會空閒就一直通話。聊完後有時會造成情緒的不穩定（想家、與親友吵架）或是密謀照反之事，我真的完全無法掌握、也不知道！等到外勞發生大情緒時，求助仲介通常都草草了事，深怕外勞打去勞工局的申訴專線，影響公司評鑑。所以大多都較偏坦外勞，安撫（要求、恐嚇）顧主與重障者。若不幸外勞逃跑了，無論原因顧主（重障者）先禁用六個月再說！也不會幫重障者想照顧的辦法。種種無法掌握的狀況，到底在顧誰的人權？（我們很希望讓外勞有人性化的休息與管理，但往往都先剝奪重障者的基本需求與保障。）
回想十多年前，身障權益的先烈—劉俠女士，就是被情緒不穩的外勞給弄死的。如今中華民國都進入一百年了，長照制度還是一樣的「危險」、「空洞」。甚至還要拿「國際人權」來當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執政者、社會大眾們是否該重視問題的真相了？因台灣已經進入高齡化社會了，長照的需求，只會有增無減。參考先進國家：日本、美國用居服員加個人助理及輔具來維持身障者的生活。若能有產出能力的人，就安排工作，讓社會濟經有良性循環；瑞典一直是長照的典範國，他們透過精算，發現到改造住家無障礙環境及一次給足生活、醫療輔具，可以減少居服員的負擔與經濟支出，大大的提高了居服員的工作效率，也可以讓「照顧安全」提高。
我是位27歲的肌肉萎縮症的極重度患者。我的身體機能隨著年紀的提升，肢體功能只會越來越下降。在這過程中資源就必需投入越來越多。看似只會消費不會生產的我來說，唯有透過健全的長照制度、一次到位的輔具、整體社會的無障礙環境，這全方位的「精算」之下，才可讓我所用的長照成本大幅下降。再加上消除社會的歧視，把我安排在適當的位置，我可以是有「產能」的！我，不是一個特別的個案，這社會上還有許許多多的我及家庭，每天都在處理楊玉欣立委的事情！
使用者的真正需求及未來導向
2017年印尼政府就要停止勞工的輸出。若要用本國勞工來接手，當務之急就必需妥善的將自立生活規範（因地制宜）、個人助理的招募與培訓、居服員制度重新調整，等等的問題必需釐清。若台灣的長照制度還是想走外藉看護的方向，勢必要建構對重障者的保障規責，例如：
- 換算重障者的財務狀況，給予應得的補助：
無論是走「個人助理」或請「外勞」制度，身障者大多都處於經濟弱勢。而政府就要有一套機制去換算，什麼經濟狀況是全額補助、哪些需按比例補助。尚有工作能力的，就輔導就業。個助（看護）來協助重障者失能的部份。
透過補助的方式，本國勞工也可領到合理的薪資。 - 將外勞「個助化」，採輪班制的方式：
人與人長時間相處，容易有倦怠的現象產生。依人性的考量應該看護有輪班的制度。將仲介公司改為人力派遣，可評估重障者的狀況來分，2班制、3班制…甚至有先較嚴重的人，可能需在特定狀況有2位看護同時處理。提高更友善的照顧品質 - 不適任淘汰機制與保障國人權益（真正人權）：
目前的狀況，仲介公司通常會要顧方將外勞用滿3年，就算不適任，仲介大多都不太願意協助換人。這是很大的不公平與體制漏洞。逃跑、犯罪絕大部份都是外勞的個人行為，先引起的動機。而最大的受害者往往都是需被照顧的重障者。現有的6個月處罰機制是從何而來？這是必需被重新檢視的。
若執政者一直不願面對社會的需求，當整體供應鍊崩盤時，會因一顆零件的耗損而拖垮整台國家機器，最後所有的損失，會回到掌握國家機器的執政者手中。
延伸閱讀：
公視獨立特派員189集
悼劉俠兼論外籍看護工問題 （國政評論 社會(評)092-023號 2003/02/10）
劉俠女士猝死的多重性聯想 （ 國政評論 社會(評)092-024號 2003/02/10）
楊玉欣：外籍看護管理需檢視 （華視新聞 2012/03/20）
楊玉欣外籍看護工落跑 勞委會：申請要等6個月 （今日新聞網 2012/03/2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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